北京聲樂高考培訓導師說道：藝考作為現(xiàn)代化教育背景下對藝術從業(yè)者遴選的核心環(huán)節(jié)，它反映的是國民對藝術的態(tài)度及報考者所投注在藝術基礎事項上的精力、興趣和感情。

　　從人本的角度來看，人人都有接受藝術教育的權利和機會，但當下，在國內藝考生龐大的人口基數下，加之強大的功利驅使，藝考已成為就業(yè)、生存或成功的門徑，并有形成一哄之市的態(tài)勢。

　　1905年，現(xiàn)代藝術的開拓者杜尚為躲避兵役，在法國里昂跟隨其外祖父學習版畫，按照當時的法律，律師、醫(yī)生和藝術工作者可以免除部分兵役。

　　而對于藝術工作者（或藝術家）考核認定，杜尚本人有一段詳實的記述可作參照：

　　評判人是由一些工匠組成的，口試是關于達·芬奇的幾個問題，所謂筆試部分，則展示對印刷版畫方法的掌握。（皮埃爾·卡巴內《杜尚訪談錄》）

　　100年后，講述女兒在美國參加藝考的方式是：

　　陳述對你有影響的一本書或一部電影、描述你的一個夢（文章就在家里自己寫完寄出），然后通知面試，帶幾幅平時涂抹，看看聊聊，就算錄取了。（《南方周末》）

　　若借此來看，西方國家藝術招考的自由形式，百年相承，有增無減，相比之下，今天國內幾十萬的藝考大軍除了人數上的增加，半個世紀以來幾乎沒有發(fā)生變化，一如既往地遭受曲折、無奈、麻木。

　　筆者以為，這種特定的遴選方式，會過早扼殺考生們對藝術的興趣，而使之對藝術虔誠的態(tài)度也有所損耗。

　　在招考方式上，半個多世紀的素描、色彩、速寫的科目及其標準依舊奉行，除了少部分學校為對接高校設計教育，以“換湯不換藥”的方式在素描、色彩前加上“創(chuàng)意”前綴，體現(xiàn)改革的姿態(tài)。

　　更有甚者，為減少操作程序，對考試內容直接進行無理由的簡化：

　　如某美術學院2016年的本科招生考試中，將原來的實物寫生改為畫照片，而類似的方式在其他省份的美術統(tǒng)考中已持續(xù)了十年之久。

　　在組織形式上，高額報名費的誘導和彌補誠信缺失所形成的集中考試方式，加劇了考生與家長的負荷，形成了新的問題。在社會學層面，藝考生絕對數量的“剛需”，也催生了培訓、出版、畫材、交通、住宿等產業(yè)。

　　在中國八大美院的周邊區(qū)域，都聚集著大大小小的培訓班和數以萬計的考生，他們在備考和等待中成為這個龐大產業(yè)鏈中理所當然的買單人，但是，作為未來的國家公民和藝術從業(yè)者，誰為他們不可預知的前途和藝術的良知來買單？

　　以眼下來看，當藝考遇上春運，這些未來的“藝術工作者”既必須承受因為購票、住宿、飲食及嚴寒天氣所造成的多重困難，又需要掌握不同的繪畫風格技巧且遵循押題、找熟人、送禮等一系列藝術之外的社會套路，從而在藝術的純粹性和現(xiàn)實的殘酷性之間產生認識分裂，經歷比高考更為復雜的煎熬。

　　試想，一個懷揣夢想的青少年，在藝術的起始階段或許已經輸給了殘酷的競爭，他很可能因此而蛻變成比文化課考生更加成熟的“社會人”。

　　同“真正的藝術家，最好假設社會是不存在的”訴求相去甚遠，更加無法企及“藝術家只向‘圣者的’的社會講話”（歌德語）的職業(yè)使命。

　　雖然，每年的藝考都能看到一些細微的良性變化（如中國美院取消了英語單科線，天津美院加入了素質考察內容等）。但這些變化都是在“一刀切”式的既定規(guī)劃下的局部行為，它不能改變藝術教育的現(xiàn)狀，也無法跟進藝術和社會交互變化的復雜動向。

　　在中國現(xiàn)有的人口、就業(yè)、經濟和文化生態(tài)下，教育決策者及其分管藝術的機構在無法改變這種現(xiàn)狀的前提下，為避免變革的風險危及自身，多樂于維持原狀。

　　唯有以社會公共教育的多元形式，借助現(xiàn)代化的資訊平臺，提升公眾審美鑒賞，普及新藝術理念，深掘傳統(tǒng)經典，從而“倒逼”藝術院校的學生和青年教師，迫使其以“自救”的方式尋求優(yōu)秀的教育資源和藝術養(yǎng)分，繼而通過自身的不斷嘗試和努力，或有實效，從而彌補現(xiàn)代化進程中對藝術的再消費。